〈獨一無二的不幸Ⅲ〉

短時間內要寫同樣的主題，實在是很緊亦容易重疊，也許不必要如此，畢竟也沒人在逼。但是因為本人乃一上班族是也，光陰不多。於是對這時間之傷的焦慮，讓我每天坐在電腦前，一路寫下去。

人過三十，很容易引起焦慮，大抵上還是那個老課題，就是人生所為何事、存在的意義到底為何等大哉問。對於一般人而言這叫前中年危機，對於搞創作的人而言，以西方的脈絡而言，神學裡面有個名詞叫「神聖不滿」（Divine Discontent）。

「神聖不滿」四字鏗鏘而真響亮，聽起來跟我們聖騎士（魔獸職業）有點關係，但它可不是點擊了放大絕以後CD（技能冷卻）一小時那樣簡單。神聖不滿基本上可以解釋許多創作者的行為，如此之不可理解與不求回報。例如孟德爾，在死後多年他的生物學研究才被肯定，那到底為何他如此純粹地去投入這些在生前完全不揚名的研究呢？舉中國文人的例子亦不勝枚舉，蒲松齡到底為什麼要去寫聊齋誌異，那在他生前完全沒有刊刻的。

到底是什麼信心，讓他們可以在不求功名的狀況下繼續堅持做這途？我相信並不是淺薄的自信，或是毫不考慮的盲信。我相信必定有種神秘的驅力抓住他們，讓他們覺得必定得做這件獨一無二的事情不可，而此生的目的無他，就這件事而已。

這就是我緊緊抓著的、獨一無二的不幸之一。

我寫詩起步得晚，十八九歲寫詩以後才發現許多同儕都是十幾歲就寫得很多首。而我又寫得慢，當時真的是羨煞網友動輒一天一首的功力，而且人家寫得往往不差。我記得我看到一位朋友Steel寫演化史這種大題目，覺得很羨慕，心底覺得這就是我想處理的主題：演化哪宇宙哪。但我手上的語言真是像輪胎皮一樣毫無光澤，一下子就失去魔力，離理想還很遠。假如我可以寫出一首詩講完開頭中間結尾就好了——一首詩像數學家的公式，可以詮釋整個宇宙，E=mc2，宇宙定律盡在於此，我不必再多說什麼的詩。

這詩在我心中的形象，不是語言；相反地，不需要任何言語，這比較像一種穿透的感覺，是終極的意義，看見了就不需要任何言語哪，音樂叮叮咚咚在宇宙之間迴盪，救贖了一切不完美的，而人們彼此相愛……

我們詩人，可能就是特別容易把這一切搞在一起的人。

後來我在奚密的《現當代詩文錄》也看到類似的話，奚密這本書很有趣的把西方寫作史詩（epic）的傳統拿來解釋幾位大陸詩人的自殺，包括海子，包括戈麥，顧城我忘記她有沒有談，不過顧城的例子遠為複雜。她提出一個見解是，海子和戈麥的自殺，多少跟寫作大詩（epic）的壓力有關。

我某種程度同意她的論點，但我覺得很奇怪，難道真的有集體意識這種東西，就是作詩這途的人就是會這樣想嗎？這是某種轉世還是記憶的遺傳，使得這類人都這樣想？畢竟海子跟戈麥又沒約好，而我在看《現當代詩文錄》之前，我也完全不瞭解原來我莫名其妙這樣想，某種解釋就是寫作大詩的精神壓力啊。

寫作長詩（或稱大詩）的確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一種極端的處境裡面，這種處境的確會讓人發現現實與理想的落差。尤其看到那些句子的紋理如此之含糊，看到那些理念毫不成材地糊成一團，委實令人沮喪透頂。從正午到申初，遍地都暗了，詩神為何離棄了我。

自我期待跟現實出產有落差的時候，自責會很深。但想想，這種自責可能也只是一種逃避的手段而已。因為自責了，就可以沈浸在自責的憂傷裡面，而逃避這些寫作的精神壓力，而因為自責了，就可以跟自己說：「我都這麼自責了，都因為這次憂鬱幾天沒吃東西或幾天不能下床了，這次就算了吧。」

產量少可以說因為我是現代主義者的關係，我喜歡字字珠璣、一再修改，意旨要跟意符緊緊卡榫不容有失，我Ｗ本人，可不是那些隨便的後現代主義者，把字詞像顏料一樣隨意潑灑做為藝術形式，莫名其妙的是還跟隨者眾卻只學到姿態，實在荒謬，因為藝術形式根本禁不起重複云云。至於不被人知道，當然更沒有關係了，這些獨一無二的藝術家們哪些是生前有名的呢。

我不是在指責自責這件事情，接受這些「自我期待落差」的情緒就是我們該作的，這不是兩手一攤說：「喔，對我就是做不到。」而是：「喔，原來我做不到會這麼難過啊，到底是為何呢（畢竟又沒有個XX現代詩推廣協會付錢拜託我們非得寫詩不可，也沒有誰看不到我們的詩就活不下去）。」）

冷靜一點看我寫的東西，除了少數溺愛我的朋友們從頭到尾對我始終眼睛糊著螺肉的盲目相挺以外，其實我的產量根本沒有到達可以去判準這個人的創作到底好不好的地步。你說海子、戈麥他們固然英年早逝，但人家可是都留了一本以上的詩集可供人懷念。Janet Frame精神失常，可是三本《天使詩篇》也足以瞥見她的精神形貌一隅。我是自戀狂還是自大狂還是根本上太自卑，根本沒寫出足夠的東西卻要人家去給予偶像崇拜式的肯定。

（如果今天我長得像Aki姐或Areis可能還有點理由哈，就像我跟好友Ｚ在閒聊某本書真不錯時，Ｚ完全劃錯重點說某某女作家的水準真是偶像級，我馬上補一刀說對她的書一定要放照片，以行銷觀點不用白不用。Ｚ像行銷神棍馬上更誇張地追加說對封面要放封底也要放，內頁還要放四五張，問題是——有哪本書會這麼蠢啊。）

十九歲時我很幸運寫沒幾首就有獎項肯定，但這真的是大不幸，因為讓我幾乎把自我肯定跟詩綁在一起。而且越是如此我越裹足不前，得獎並沒有為我增添自信，反而幾乎無法參加詩的競賽。

我忘記了寫詩這件事的初心了，不是為了讚美，不是為了別人，也不是為了證明我自己多特別，而僅僅是因為十八歲時失眠的晚上，我試圖把胸中的火炬與閃電具象化成音樂與文字而已。

但我心中的確有另外一個我在不斷詰問：如果拔除了詩的光環，我是誰呢？

在1999年時，我對詩頗為厭煩，我既不想再寫那些讓人對我有錯誤幻想深情款款的情詩，也不想再做那些暴力的現代主義詩了。

我記得問過當時的友人Ｋ要不要繼續做下去，Ｋ說妳都做那麼一陣子了，也似乎有做的才華，就繼續做出名堂來吧。

這話如今想起來，對也不對，對的是我應該做下去，若不做下去，我永遠不知道我心中終極的那片藍圖究竟長怎麼樣，我到底想描繪怎樣一個世界一個夢想，想完成怎樣一個生命與愛望。不對的是，做下去的理由應該不是「都做了那麼一陣子」，而且那短暫的一陣子比起後來的十數年，其實也不算個可靠可量準的單位。

憂鬱病和自責纏身的十年間，我幾乎沒有寫任何一首詩，除了在美國期間寫了半首〈過不完夏天〉之外。我二十多歲寫的最後一首應該是〈在黑暗的天空漂浮〉或〈只要我們走過海底〉，前者1999或2000年間寫的，後者我忘記了，應該是2002年寫的，至於我誇口要寫的描述開頭中間結尾的長詩〈隱身於此〉，僅完成四十行，距離完成還有遙遠的距離（預計是一千行，至於為什麼是一千行不要問我，這裡面沒有理性的判準在，純粹憑感覺）。我浸泡在那種獨一無二的不幸裡頭，而寫詩的焦慮，更加深我不幸的正當性與感覺。如果沒有了這種不幸，我還能寫詩嗎？

而沈浸在這種不幸裡頭，其實導致意志喪失，對寫詩這種需要高度專注與能量的事業來說，實在於事無補。很多人覺得寫詩要很憂鬱頹廢，我自己的經驗是這仍然是似是而非的道理，文窮固然後工，孤臣孽子操心慮患的確也能注入深度，但是憂傷過度蔓延主題會很單一而且強說愁，反而會僵化了藝術的表現。藝術需要在冷靜與熱情之間平衡，揮灑出來固然需要大膽而妄為的感性，但要剪裁成真正的創作，卻端賴理性節制，理性與感性缺一不可。而且做文學的人，要對靈性有感染力，但是對現世亦要有關懷，否則兩者無法連結，則題材與胸襟都不廣闊，徒然自說自話，而過度沈浸在不知節制的感性裡頭，反而會使得閃電燎原而失卻世界實相——當詩人的確是需要門檻的，所以我們都做得不太好，就是這樣。

能再寫詩，反而是我三十歲左右斷藥，在生活中活出個邏輯、把工作做好，也決心不再當文青以後，我也發現要追求理想，世俗上最起碼的安頓挺重要的，因為肉身實在是很脆弱，肉身遇到的種種困難太容易使人意志消沈。

說來反諷，但我知道在這個人生階段，若要保有精神的純粹和健旺，我就必須努力工作、努力達成我的志業目標、安頓好世俗生活。我的心態轉變很難講，那不是一個神秘的瞬間，但如果妳真正以別的眼光看世界，世界真的會不一樣。

我突然很喜愛閱讀，也發現書總是躺在那裡等妳看的，每一個故事都很好聽都很有滋味，從東方到西方讀得毫不饜足，白天上班很疲勞，但晚上仍然抓緊每一刻，不是為了寫作題材的開展，也不是為了論文，僅僅為了享受讀書之樂，我讀著，甚至比以往求學時讀得更多，而且不是讀來炫耀用功。隨著閱讀而來的就是再度創作的欲望，於是在2009年左右我又開始寫詩，我記得重新寫詩的喜悅，彷彿第一次與誰再次遇見，因為愛所以愛，只為了寫而寫的純潔純粹。

當然這沒有那麼浪漫，這純粹的喜悅無法維持太久。要繼續寫下去靠的得是努力，我在工作與雜務中得撥出時間，有時候得勉強自己，有時得硬踢自己去做，但這些也不足為外人道，畢竟原因無他，就是我自己想做罷了。

我不知道我終究會不會做出些什麼，也許到最後一刻，我仍然不是那個誰、不是把曙光纏在頭上跳舞的人。但是，我知道，我若真的想看見那海平面盡頭有些什麼、我若真的想看見那朵夢幻之花盛開，我真正得避免自己再耽溺地緊緊抓住這獨一無二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