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一無二的不幸Ⅳ〉

年假對一上班族而言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時光，不過懷念無濟於事，生命還是得繼續。在年假期間我重新溫書，看了一些精神分析理論還有佛洛伊德，他們解釋事物的方式總對我帶來啟發，但不太有幫助。我唸書的心得是，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比佛法難。很奇怪中文系的一堆人崇拜海德格，一堆人崇拜胡塞爾與現象學，彷彿用海德格詮釋莊子，用胡塞爾講思想比其他方式更了不起似的。我常覺得到底是有沒有讀通，還是因為是德文看不懂帶來的美感呢，現象學的艱澀在語言而不在概念——算了還是不要胡吹一氣兼造口業，畢竟我自己對現象學也稱不上有所造詣。

我記得一件十多年前好笑的事，一個朋友要做電玩研究，於是（在我看來幾乎是隨機地）從我書架上挑了一本法國哲學思想家的書，我說你用AA的理論分析BB課題這樣有通嗎。他說唉唷Ｗ同學，就是要用這種海內孤本當主要理論，老師既不玩電玩也沒看過這理論最好了，反正別人也沒看過這東西（當時簡體版引進不多，臺灣版沒翻譯）。後來他順利畢業。這沒有對錯可言，看你對學問是抱持何種態度，炒短線的成功有時候要帶點狠心，何況有些人是把念學位當成管理一個Program的工作去做，而不帶有情感色彩。

但我們念的是文學，文學描述的是世界與人，就還是會有期待。

總之，因為年假獨處，我胡看了一堆東西幾乎到了包羅萬象的地步。當看什麼都沒用，或看什麼都只有短暫麻痺式的抒解後，我那非常少的福德終於讓我拿起佛法來唸誦閱讀。

作家陳雪曾說一天是多麼美麗的單位，但對於不太安適的眾生如我而言，只能搖頭：一天，多麼度日如年的單位。前中年期或許真有其焦慮，宗薩欽哲仁波切在書裡說六道，我深刻感受到時間之獸的爪子在身上抓著、侵襲著，牠又再次攫得那樣緊了，我又夢見高中校園，一切如常，沒有事情發生，但無法離開這個夢境本身就是十足的惡夢。

我記得在夢中的感受，隱隱然的不對勁但又不到懷疑其真實性的程度，而胸口的惡寒，彷彿是時空切換跳接，身體還留在夢境的殘餘。依據仁波切的教誨，我告訴自己不要耽溺也不要與之對抗，只是看著，而這都不容易。

時間既冗長又驟逝，開工後，日子被切割得更零碎，拿到手邊所剩不多。

我我我，老師說特別化自己的不幸正是一種我執很深的象徵，而也正是這些我執的八風積習令我們自己得不到快樂，確然如此。老師說希求結果這件事，就像嘗試將三顆草莓疊羅漢並渴盼成功一樣，確然如此。翻看教誨，老師幾乎講了所有人生會發生的事情，都確然如此。

回到初心，所以我們要知道些什麼——期待「會有結果」這件事情終究是虛幻的？

寫詩如果沒有盡頭的目標可以通往，那很可怕。如果沒有盡頭的目標，我還會去做這件事嗎。

因憂鬱故，從二十幾歲時我對傅柯（Michel Foucault）感興趣，通讀一輪，更加懷疑貌似科學與現代化的醫療行為。不過，雖然帶著種種不信任，但以往我是很努力嘗試透過各種方式建構這憂鬱認同的，而為何要如此做？我的想法很單純，既然我很重視精神，總覺得一切問題只要精神上或信仰上可解，也就沒有真正難為之處了。

彷彿只要把憂鬱命上一個名字，座落定位好，我便知道它是誰。

我的治療方式或許有人會覺得不可思議，我想如果憂鬱這病可以被單純視為肉體疾病，像癌症或風濕或是扭傷，那事情會簡單許多。畢竟精神的痛苦難以描述，但肉體的痛實屬尋常，人人皆體驗過。所以選擇吃精神病藥物，多半也是這一套認同的建構過程：藥物與病名定義出確切的病體，讓這病體在醫療體系裡面能夠得到位置、從而或許能得到協助。我嘗試剝除憂鬱症的心靈部分，把憂鬱單純化成一種身體疾病，就像胃痛吃胃藥就可以緩解，刀傷好好縫補照顧就是會癒合一樣。

這點跟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做的剛好相反，桑塔格分析這幾種帶有道德想像或污名的生理疾病：結核病、愛滋病、梅毒，她希望藉由剝除隱喻的方式，去好好以「疾病」方式去治療這些病痛。此當然跟她抗癌的歷程有關，她發現癌症病人常被說是不快樂的跟精神狀態有關，彷彿病人還得自責是不是情緒不健全導致，她對此十分抗拒，她批評醫療界對任何疾病都扯到精神層面的論述是一種不切實際奇思幻想：「只要『生理』病能被視為是『精神』病，『生理』病就會變得比較不真實。」

簡單講她認為閉嘴吧各位，廢話少說病就應該找醫生醫，醫對了就是會有用，如此之單純剛力，桑塔格力挽狂瀾，蓋一豪傑耳。

為何我的出路不是將憂鬱症放在一純粹的精神領域裡分析之？我想是因為當時的我心神無力負擔這種狀況，解釋成肉體狀況對我而言較為輕鬆。

但久了以後問題就來了，雖然藥物使精神痛苦減輕得以維持日常，但那扭曲後的痛苦有時候更令人感受到存在的疑問。醒著睡著，都像虛假，生活像在水中緩步之不真實，我感到自己僅僅是活著而已，而這種虛假的活令我感到十分不滿意。（但老師說，以悉達多太子來看，我們不就是每天都醉燻燻地而不自知嗎，我這只是體驗到夢中之夢而已）而有時候，痛苦又如此巨大，我的身體是一個世界，世界則是另外一個，兩個以不同的轉速與步調在運作，兩相拉扯難以平衡，就像科幻電影裡面穿越時間的主人公時常帶來腦部創傷而流鼻血一樣，那時的我就很像這種感受，彷彿經歷過太劇烈的時空跳躍，腦部總是缺氧。

於是我瞭解到，藥物對於我而言，仍然不是解決之道。我必須得朝更源頭去。

哲學性地想，這還是時間的問題。我過往常想，要是兩邊可以同步，一切都可以得到緩解——亦即我只要凝視時間，終有一天可以得到答案。

我很喜歡一篇詮釋學的論文叫〈波特萊爾的厭煩〉，總覺得這論題名稱就很像一首詩，雖然我從沒愛過波特萊爾的詩，也對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他們談論波特萊爾的方式不是很能進入狀況——可能那些城市漫遊、梅毒、暗巷嫖妓或十九世紀的不光彩都太陌生了，而無論巴黎或波特萊爾終究離我們太遠了些。

上班生活，只有厭煩是很近的。總覺得生活往復循環，今天的雲抄襲昨天的雲，無一不令人厭煩。但這種厭煩也許正是我們在輪迴裡面陷得很深的關係，今天、此刻實在是沒什麼好厭煩的，當我們感到厭煩時，我們通常厭煩的不是當下，而連著過往累積的片刻與記憶一直厭煩下去，「厭煩此刻」的背後已經重疊了昨日、前日、數年前，心是這麼瑣碎沈重。但老師也說，正是因為有無常這種東西，所以我們的厭煩不會持續永遠。

雖然靠老師不是辦法，人還是得靠自己。但，人實在是需要老師。行到水窮處，上師來臺灣，一想到今年會很幸運地（如果還活著）可以見到仁波切，心底就感到開心。而在此之前，就繼續好好體會自己的飄泊吧。

其實這問題我從小就想過很多次，只是佛法又讓我再想了一次——詩我還是要寫的，只是不再為了結果而寫。

我要寫寫寫，寫到太平洋真正分開，寫到出現好幾個月亮，捷運直接通往地心，而地表滿是天使飛行。

畢竟，我是詩人嘛。hahahaha。

到底為何那些年……

在跑步機上殆欲斃然之際，終於瞭解自己為何如此念茲在茲這個話題，可能柯騰很令人羨慕以及還是希望他追了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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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假前夕終於看了〈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廢話不說，很直白的好看，很單純的蠢，青春就像一場大雨，雖然男孩子的成長我不懂，但的確拍得很陽光——除了男生宿舍真的很髒之外。很喜歡那些幼稚的橋段，例如午睡時惡作劇把板擦灰倒在同學臉上，或格鬥賽時字幕顯現輪擺式移位法和旁邊有些很宅的同學說：「打他肝臟」（第一神拳），柯震東真是青春無敵，陳妍希令人無話可說。

除去髒和幼稚的部分之外，這部電影的愛情戲卻令我疑惑得不得了，很難想像許多人是哭著出電影院的。

這部片子如果是雲淡風輕的戀愛那可以理解，但柯騰如此強調沈如此獨一無二，宇宙中只有她跟他遇見，多麼珍惜。一個男孩子都覺得這女生是他的全世界，而且幾乎告訴全世界的人他多麼喜歡她了，卻還是遲不表白，到底為什麼？

可能我不瞭解男生對女神的想像吧，所以我一直在想他到底為何不爽快點。我一直在想他是有什麼困難，或有什麼不方便嗎，是怕破壞關係還是怕破壞美感？怕被拒絕嗎，當你很喜歡一個人時，拒絕算得了什麼呢？還是他是個根本上不是很重視愛情的人？或是我真的不懂男生，他們其實非常纖細跟我們差不多？

這種種疑問在我心底盤桓不解。

而且他們彼此之間是有深情話語的互動的，說得出那什麼平行時空的話。

如果說柯騰有什麼難言之隱就算了，例如沈家宜其實是男生之類的，但顯然並非如此。或是柯騰得失心太重，覺得自己不能承擔這想像的幸福——但這亦不合理因為他們根本未曾開始亦不到達需要承諾的階段啊。還是其實柯騰只喜歡他想像中的沈家宜，而非現實中的沈家宜，跟沈家宜本人如何根本也沒啥關係了，所以他才會說「我也很喜歡喜歡妳的我」。那，這算哪門子喜歡啊。

不過大抵上，以青春故事來看，這部戲很可愛，可以看到彰化街景，故鄉風景溫馨，金馬路、八卦山、火車站前的肉圓店，還有那些流行歌曲，都令人懷念，包括當年殷正洋那首「人海中遇見你」。

〈獨一無二的不幸Ⅲ〉

短時間內要寫同樣的主題，實在是很緊亦容易重疊，也許不必要如此，畢竟也沒人在逼。但是因為本人乃一上班族是也，光陰不多。於是對這時間之傷的焦慮，讓我每天坐在電腦前，一路寫下去。

人過三十，很容易引起焦慮，大抵上還是那個老課題，就是人生所為何事、存在的意義到底為何等大哉問。對於一般人而言這叫前中年危機，對於搞創作的人而言，以西方的脈絡而言，神學裡面有個名詞叫「神聖不滿」（Divine Discontent）。

「神聖不滿」四字鏗鏘而真響亮，聽起來跟我們聖騎士（魔獸職業）有點關係，但它可不是點擊了放大絕以後CD（技能冷卻）一小時那樣簡單。神聖不滿基本上可以解釋許多創作者的行為，如此之不可理解與不求回報。例如孟德爾，在死後多年他的生物學研究才被肯定，那到底為何他如此純粹地去投入這些在生前完全不揚名的研究呢？舉中國文人的例子亦不勝枚舉，蒲松齡到底為什麼要去寫聊齋誌異，那在他生前完全沒有刊刻的。

到底是什麼信心，讓他們可以在不求功名的狀況下繼續堅持做這途？我相信並不是淺薄的自信，或是毫不考慮的盲信。我相信必定有種神秘的驅力抓住他們，讓他們覺得必定得做這件獨一無二的事情不可，而此生的目的無他，就這件事而已。

這就是我緊緊抓著的、獨一無二的不幸之一。

我寫詩起步得晚，十八九歲寫詩以後才發現許多同儕都是十幾歲就寫得很多首。而我又寫得慢，當時真的是羨煞網友動輒一天一首的功力，而且人家寫得往往不差。我記得我看到一位朋友Steel寫演化史這種大題目，覺得很羨慕，心底覺得這就是我想處理的主題：演化哪宇宙哪。但我手上的語言真是像輪胎皮一樣毫無光澤，一下子就失去魔力，離理想還很遠。假如我可以寫出一首詩講完開頭中間結尾就好了——一首詩像數學家的公式，可以詮釋整個宇宙，E=mc2，宇宙定律盡在於此，我不必再多說什麼的詩。

這詩在我心中的形象，不是語言；相反地，不需要任何言語，這比較像一種穿透的感覺，是終極的意義，看見了就不需要任何言語哪，音樂叮叮咚咚在宇宙之間迴盪，救贖了一切不完美的，而人們彼此相愛……

我們詩人，可能就是特別容易把這一切搞在一起的人。

後來我在奚密的《現當代詩文錄》也看到類似的話，奚密這本書很有趣的把西方寫作史詩（epic）的傳統拿來解釋幾位大陸詩人的自殺，包括海子，包括戈麥，顧城我忘記她有沒有談，不過顧城的例子遠為複雜。她提出一個見解是，海子和戈麥的自殺，多少跟寫作大詩（epic）的壓力有關。

我某種程度同意她的論點，但我覺得很奇怪，難道真的有集體意識這種東西，就是作詩這途的人就是會這樣想嗎？這是某種轉世還是記憶的遺傳，使得這類人都這樣想？畢竟海子跟戈麥又沒約好，而我在看《現當代詩文錄》之前，我也完全不瞭解原來我莫名其妙這樣想，某種解釋就是寫作大詩的精神壓力啊。

寫作長詩（或稱大詩）的確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一種極端的處境裡面，這種處境的確會讓人發現現實與理想的落差。尤其看到那些句子的紋理如此之含糊，看到那些理念毫不成材地糊成一團，委實令人沮喪透頂。從正午到申初，遍地都暗了，詩神為何離棄了我。

自我期待跟現實出產有落差的時候，自責會很深。但想想，這種自責可能也只是一種逃避的手段而已。因為自責了，就可以沈浸在自責的憂傷裡面，而逃避這些寫作的精神壓力，而因為自責了，就可以跟自己說：「我都這麼自責了，都因為這次憂鬱幾天沒吃東西或幾天不能下床了，這次就算了吧。」

產量少可以說因為我是現代主義者的關係，我喜歡字字珠璣、一再修改，意旨要跟意符緊緊卡榫不容有失，我Ｗ本人，可不是那些隨便的後現代主義者，把字詞像顏料一樣隨意潑灑做為藝術形式，莫名其妙的是還跟隨者眾卻只學到姿態，實在荒謬，因為藝術形式根本禁不起重複云云。至於不被人知道，當然更沒有關係了，這些獨一無二的藝術家們哪些是生前有名的呢。

我不是在指責自責這件事情，接受這些「自我期待落差」的情緒就是我們該作的，這不是兩手一攤說：「喔，對我就是做不到。」而是：「喔，原來我做不到會這麼難過啊，到底是為何呢（畢竟又沒有個XX現代詩推廣協會付錢拜託我們非得寫詩不可，也沒有誰看不到我們的詩就活不下去）。」）

冷靜一點看我寫的東西，除了少數溺愛我的朋友們從頭到尾對我始終眼睛糊著螺肉的盲目相挺以外，其實我的產量根本沒有到達可以去判準這個人的創作到底好不好的地步。你說海子、戈麥他們固然英年早逝，但人家可是都留了一本以上的詩集可供人懷念。Janet Frame精神失常，可是三本《天使詩篇》也足以瞥見她的精神形貌一隅。我是自戀狂還是自大狂還是根本上太自卑，根本沒寫出足夠的東西卻要人家去給予偶像崇拜式的肯定。

（如果今天我長得像Aki姐或Areis可能還有點理由哈，就像我跟好友Ｚ在閒聊某本書真不錯時，Ｚ完全劃錯重點說某某女作家的水準真是偶像級，我馬上補一刀說對她的書一定要放照片，以行銷觀點不用白不用。Ｚ像行銷神棍馬上更誇張地追加說對封面要放封底也要放，內頁還要放四五張，問題是——有哪本書會這麼蠢啊。）

十九歲時我很幸運寫沒幾首就有獎項肯定，但這真的是大不幸，因為讓我幾乎把自我肯定跟詩綁在一起。而且越是如此我越裹足不前，得獎並沒有為我增添自信，反而幾乎無法參加詩的競賽，因為得失心太嚴重，偶爾投了一兩個，即使有進入決選沒中，我都仍然引出〈伯夷叔齊列傳〉和〈太史公自序〉，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而族蚤夭，天道無親巴拉巴拉……所以我成為校內獎最多屆保持人（我相信這個記錄很難突破因為本人延畢太久），以前講很好聽都是因為我很喜歡學校，但其實我想根本是我自己不敢去嘗試別的。然後以前最喜歡做藝術示範這種事情，覺得自己最棒最行，所以最愛挑跟前輩重複的題材試圖引起同業的讚美，例如〈上邪〉，又或者去找海內孤本的冷僻題材，在技術上去刁去做。我想要藉由「詩」這個文體去要的讚美是這麼多又這麼貪心，但我卻認為理所當然而毫不覺察。

我忘記了寫詩這件事的初心了，不是為了讚美，不是為了別人，也不是為了證明我自己多特別，而僅僅是因為十八歲時失眠的晚上，我試圖把胸中的火炬與閃電具象化成音樂與文字而已。

但我心中的確有另外一個我在不斷詰問：如果拔除了詩的光環，我是誰呢？

在1999年時，我對詩頗為厭煩，我既不想再寫那些讓人對我有錯誤幻想深情款款的情詩，也不想再做那些暴力的現代主義詩了。

我記得問過當時的友人Ｋ要不要繼續做下去，Ｋ說妳都做那麼一陣子了，也似乎有做的才華，就繼續做出名堂來吧。

這話如今想起來，對也不對，對的是我應該做下去，若不做下去，我永遠不知道我心中終極的那片藍圖究竟長怎麼樣，我到底想描繪怎樣一個世界一個夢想，想完成怎樣一個生命與愛望。不對的是，做下去的理由應該不是「都做了那麼一陣子」，而且那短暫的一陣子比起後來的十數年，其實也不算個可靠可量準的單位。

憂鬱病和自責纏身的十年間，我幾乎沒有寫任何一首詩，除了在美國期間寫了半首〈過不完夏天〉之外。我二十多歲寫的最後一首應該是〈在黑暗的天空漂浮〉或〈只要我們走過海底〉，前者1999或2000年間寫的，後者我忘記了，應該是2002年寫的，至於我誇口要寫的描述開頭中間結尾的長詩〈隱身於此〉，僅完成四十行，距離完成還有遙遠的距離（預計是一千行，至於為什麼是一千行不要問我，這裡面沒有理性的判準在，純粹憑感覺）。我浸泡在那種獨一無二的不幸裡頭，而寫詩的焦慮，更加深我不幸的正當性與感覺。如果沒有了這種不幸，我還能寫詩嗎？

而沈浸在這種不幸裡頭，其實導致意志喪失，對寫詩這種需要高度專注與能量的事業來說，實在於事無補。很多人覺得寫詩要很憂鬱頹廢，我自己的經驗是這仍然是似是而非的道理，文窮固然後工，孤臣孽子操心慮患的確也能注入深度，但是憂傷過度蔓延主題會很單一而且強說愁，反而會僵化了藝術的表現。藝術需要在冷靜與熱情之間平衡，揮灑出來固然需要大膽而妄為的感性，但要剪裁成真正的創作，卻端賴理性節制，理性與感性缺一不可。而且做文學的人，要對靈性有感染力，但是對現世亦要有關懷，否則兩者無法連結，則題材與胸襟都不廣闊，徒然自說自話，而過度沈浸在不知節制的感性裡頭，反而會使得閃電燎原而失卻世界實相——當詩人的確是需要門檻的，所以我們都做得不太好，就是這樣。

能再寫詩，反而是我三十歲左右斷藥，在生活中活出個邏輯、把工作做好，也決心不再當文青以後，我也發現要追求理想，世俗上最起碼的安頓挺重要的，因為肉身實在是很脆弱，肉身遇到的種種困難太容易使人意志消沈。

說來反諷，但我知道在這個人生階段，若要保有精神的純粹和健旺，我就必須努力工作、努力達成我的志業目標、安頓好世俗生活。我的心態轉變很難講，那不是一個神秘的瞬間，但如果妳真正以別的眼光看世界，世界真的會不一樣。

我突然很喜愛閱讀，也發現書總是躺在那裡等妳看的，每一個故事都很好聽都很有滋味，從東方到西方讀得毫不饜足，白天上班很疲勞，但晚上仍然抓緊每一刻，不是為了寫作題材的開展，也不是為了論文，僅僅為了享受讀書之樂，我讀著，甚至比以往求學時讀得更多，而且不是讀來炫耀用功。隨著閱讀而來的就是再度創作的欲望，於是在2009年左右我又開始寫詩，我記得重新寫詩的喜悅，彷彿第一次與誰再次遇見，因為愛所以愛，只為了寫而寫的純潔純粹。

當然這沒有那麼浪漫，這純粹的喜悅無法維持太久。要繼續寫下去靠的得是努力，我在工作與雜務中得撥出時間，有時候得勉強自己，有時得硬踢自己去做，但這些也不足為外人道，畢竟原因無他，就是我自己想做罷了。

我不知道我終究會不會做出些什麼，也許到最後一刻，我仍然不是那個誰、不是把曙光纏在頭上跳舞的人。但是，我知道，我若真的想看見那海平面盡頭有些什麼、我若真的想看見那朵夢幻之花盛開，我真正得避免自己再耽溺地緊緊抓住這獨一無二的不幸。

〈獨一無二的不幸Ⅱ〉

一直覺得一群人排在跑步機上跟著固定節奏一齊跑步的景象很超現實，每個人都在做同樣的事情，凝視著同樣的目標，想像自己的身體變得更結實等等。今天我在擠爆了的運動中心也再次遇到這種光景，我在腳踏車機旁踅著，等了一陣子才用到跑步機。

跑步是我最愛的運動之一，大概跟游泳差不多愛，約莫是因為這兩件事情都可以單獨做。以前在學校憂鬱時，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進去水裡，安安靜靜游一陣子，under the water，與世界隔絕，在水底，一切都不一樣，聽覺被隔離而視覺經過折射，也無須看望他人。水流的曲線定義出妳的身體，而在這明確被定義的身體裡面，妳靈魂的岩漿於是有了明確的疆界，不再那麼隨意溢出，而即使溢出，她們終究會碰到水，於是她們會再一點點地退回妳的身體裡面。

到臺北生活以後，游泳這個嗜好不太能施行，一來乾淨的泳池不太易覓，二來空曠的泳池更不可得。再加上村上春樹的影響，我開始把運動改為跑步。跑步是一件很適合憂鬱病人的運動，第一它單調不用費腦，一直這樣做就可以了，第二它帶點痛苦的性質，卻又可美其名為健康活動，不會有人阻止妳去做這項活動。而更好的是跑步機一人一台，那一方天地、那個時間就是只有妳在那裡用，很安全。

身體熱了以後，汗就會滴下來，沒有什麼比這更單純的事。

在跑步間隙我想起很久以前跟醫師的談話，就在我斷藥前不久，大約是某次嚴重的憂鬱爆發時，我真的不太行了，於是我做了一件很少做的事情，跟醫生吐露心聲，我說醫生我真的很擔心我變成精神分裂，而且我的家族病史我阿嬤我幾位叔叔如何如何（阿嬤請原諒我的爆料，您會長命百歲的ha），而且現代主義搞得我很不快樂但我無法放棄因為我只會做這個……。

醫生十分有耐心地回應我，我記得他第一句就說：「Ｗ妳為什麼那麼擔心精神分裂呢？」我：「我擔心變成Janet Frame那麼糟的狀況，會給別人帶來很多麻煩。」醫生：「Ｗ，像Janet Frame沒有不好，而且妳若是真的精神分裂了，妳自己是不知道的，妳又何必擔心。」我：「可是我不能容忍自己變成那個狀況。」醫生：「妳若是真的變成那個狀況其實沒有不好，妳自己真的不會知道，另外，現代主義也有很多種，妳應該讀讀像《魔山》那種，不是只有卡謬或沙特那種的。」我忘記談話怎麼結束的，總之最後依然是蓋章、列印藥單，取連續處方箋後離開。

（像Janet Frame當然絕對是自我抬舉，畢竟我也沒有寫出那麼優秀的自傳小說。不過醫生這樣問，我的確去想：「像Janet Frame那樣精神分裂了，到底有什麼不好？」）

我那溫和的醫生總是以拖待變，說兩年是一個療程。我一開始完全嗤之以鼻不太配合，直到某次我看見他虛弱無比的樣子，手上插著針管請我幫他拿藥，我看了一下藥單，那一刻我突然發現，他也是人，醫生不是我們的敵人，妳何必苛待一個想幫助妳的人？

除了前幾年生不如死之外，我配合了兩年又兩年之後，情況頗為穩定，我的藥慢慢劑量變少，安眠藥也越吃越輕。雖然有時候朋友會擔心說：年紀這麼輕就要吃這麼多藥好嗎。

我的防衛機制總會打開：「（妳管我，而且）如果吃藥能夠讓我一直這樣穩定下去，不好嗎。」

真的沒什麼不好，畢竟活下來才是當一要務。為了存活，我們願意用任何手段做任何事情，吃藥是件代價很大的事情，我們都做了，為什麼？原因無他，因為要活，因為要在這世界上繼續。所以我對於人家說憂鬱病很軟弱很不勇敢的論調絲毫不苟同，恰恰相反，憂鬱病人如此多，但沒有大家都去自殺，正是因為這群人比其他人都更想對抗憂鬱，更想成功之故。

而且，有人知道有些該死的抗憂鬱藥的副作用是會令人想自殺嗎？這不是黑色笑話，據FDA發表的報告說，「只有百分之二到三」的人，服用抗憂鬱藥後會想自殺。

「只有2%到3%」啦，所以在這邊寫的我跟看到的您，都很幸運躲過這命運的骰子（更正：應該說是藥廠的骰子），成為存活下來的97%，真是恭喜新年卡好。

正因為這種種的辛苦與纏鬥，所以對於那種沒嘗試過吃藥的憂鬱病人，可能是偏見，老實說，我自己不太信任，總覺得這人沒有真的try過，非我族類。這很像一種圖騰烙印，妳必須證明自己都做過、pass過這個過程，才能夠得到信賴，得到一個身份證，而進入這個群體，與族人分享這些私密的言語與痛苦。

當然，現在看來，我這種「吃藥才定義妳是病友」的把人分類的論調，實在是大錯特錯，邏輯完全跟那些藥廠和頭殼裝賽的某些精神科醫師一樣。（我們都遇過那種白目醫師的，不幸地我們習慣的醫生請假，在經過一連串像市調問卷的問診之後，代班的醫生還追出診間說：所以，妳不會想自殺吧？）

關於憂鬱病的分類與定義，還有很多，有的時候不僅是他人或這世界在定義，我們自己也在定義我們自己，利用各種方式：吃過幾年藥、電療過嗎、進過隔離病房與否、身上有多少傷痕、偷偷存了多少藥……

有時候聊起這些頗有點宅趣味，類似WOW（魔獸世界）：「你今天達成了廚藝大師的成就。」那樣令人莞爾，但是殘酷的是，現實生活不是魔獸世界。

即使妳有再多吐血化成胡蘿蔔的自我解嘲本事，這一切也從未輕鬆。

我想起有些前輩朋友，對憂鬱病史很資深，她們吃的藥也都很早期，除了鋰鹽可能還經歷電療那種會喪失記憶的療法，對身體的折磨也最深。無論如何，我尊敬她們抵抗病魔的努力。至於像Janet Frame那種幾乎快被切除前額葉的例子，我是沒有認識過。

關於電療，我跟我溫和的醫師針鋒相對過，他很倒楣被我很尖銳的逼問，我說：「醫師，你們怎麼會容忍電療那種方式在病人身上使用。」醫師跟往常一樣，說：「Ｗ，妳怎麼知道電療沒有效果呢，它看起來很殘忍，但對有些人是有效的。」

我很久以後才懂得，短暫的義憤於事無補，因為只有外於時間和空間，站在置高點上綜觀全局，才能夠真正看清楚什麼是有用的——然而我們誰又真的有那種聰明跟幸運呢？

隔離病房是另一個我覺得很需要討論的空間與議題。

因朋友們輪番住進去台大隔離病房以及市療，所以我也進出隔離病房很頻繁。記得有一年大年初二我去台大探望時，很驚訝地發現隔離病房有管制熱水這事，以致於大冷天的，我朋友要喝個熱茶都不是很容易。隔離病房的空間也與一般病房大異其趣，護士和醫生不知道為什麼有如此無限上綱的權力對妳大呼小叫。而醫院空間如監牢密閉，妳得按鈴進去拜託人家讓妳坐牢、讓妳進去被監視和不被當成人類看待，木頁片窗戶只能張開三十度角，避免妳「自我傷害」。妳把身體交給醫院和醫生，而不再屬於自己。

但這些住在裡面的人絕不是什麼神經病，她們就是我親愛的朋友們，很辛苦地在對抗病魔而不得不把自己放置在如此糟的醫療環境，有的絕頂聰明而大部分都比我善良，但她們時運不濟。她們就躺在那像一方孤舟的床上，那也像一層門板，掀開來，發現可能通往地獄——但無論如何，那時候她能攀附的僅有那方薄薄的木板而已。

我到現在仍然無法理解隔離病房的設置意義與醫療效果，如果它很安靜也就罷了，一室多人，精神分裂與身心症等截然不同的症狀關在一起，除了彼此同理以致於還能相處之外，很難說是好安排。

而如果它是傅柯瘋人船的延伸，我比較願意相信我朋友們是自願上船，上船僅僅為了委婉地提醒家人和朋友，她們需要空間與理解。

我一直覺得艾力克‧侯相（Eric Rochant ）的《無情的世界》（Un monde sans pitié
）片名取得很不錯，除了那個痞子男主角午夜把法國巴黎鐵塔熄滅的點子實在是泡妞一絕之外（後來被〈三十拉警報〉的反町隆史學去了）。
 
恰如其名，這世界的確沒有太多憐憫與耐心的。

想得很凌亂，還看不見海面盡頭的光芒。

我寫這些絕對不是想言之夸夸去定義憂鬱病人，或是表示我的經驗是唯一的經驗，相反地，我就是想藉由書寫，去呈現出憂鬱是如此複雜的有機體，僅僅是我意會的就如此難解。曾經有朋友提醒過我多麼令人討厭：「碼的這個死人又寫了什麼，用文字包裝些什麼，有些人不寫不代表同意。」我承認我聽到這些話有些傷心，不過，本來人就不可能受每個人喜愛。如果這些字讓您不快，我不會祈求任何包容或諒解，下次見面講出通關暗語我願意當面被打一巴掌（ha最好還是不要來這套好了）。

能夠寫的確是我的幸運，而我能做的，就只有保證，我會謹慎而誠實地使用這種幸運。

新年快樂。
（待續）